摘要

北宋时期,珍禽异兽是君王垂青的政治祥瑞与内苑玩物。受此影响,一股好异尚奇的园宠风潮,在以文士为代表的社会各阶层中流行开来。赏玩园宠之际,君王、文士同样面对着"驯扰—物性"的矛盾纠葛,他们处理这一问题的做法与观念,既呈现出价值取向的相似性,又表现出文化话语的差异性。彼时的绘画鉴赏文献屡屡记述豢养园宠对于绘画创作的帮助,并且提醒画家留意"驯扰"对于"物性"的遮蔽,同时论及了赏玩园宠与欣赏鸟兽画作的体验差异。在君王、文士的审美生活中,园宠及其诗画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功能,传递着不同的观念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