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界对于鲁迅如何看待自身的汉奸污名问题,虽有所涉及,但没有做过专题研究,因此关于鲁迅对这一问题的观点态度及其背后的精神意识的复杂性尚未得到充分发掘。鲁迅因为与两个颇具日本因素的空间及其中的人物——北京八道湾十一号中的爱罗先珂和上海内山书店中的内山完造——的交游与“漫谈”,形成了从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的被“改了国籍”和被称为“汉奸”的个人史。鲁迅视之为自身汉奸污名的一条线索,并计划编辑和出版《围剿十年》意对此有所回应,虽未能完成,但其反“围剿”书写体现在《伪自由书》等文集中,显示出他的反国粹主义的文化立场以及借“他者”之镜反省本民族的文化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