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蛙》以新中国的计划生育为创作题材,通过塑造乡村女医生形象,书写了中国农村60多年波澜起伏的生育史。从国家形象的接受主体看,国家形象分为对内形象与对外形象,《蛙》从现实生存与人性伦理的角度,在时代与伦理这一矛盾张力中重新审视中华民族为了生存而做出的牺牲,启迪国民进行人性层面的思考,对生命的价值进行反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以作者的现代性思考与忏悔意识所体现的文学超越性为载体,为世界展示中国人为了民族的生存与发展而不断奋争的民族形象,实现了与世界文学的对话,实现了国家形象的域外传播功能。因而可以说《蛙》是国家形象的对内功能与域外传播功能相统一的成功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