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十七年"中的文学作品烙上阶级斗争的烙印,政治斗争充斥其中,人性几乎从这些作品中消失殆尽。女性写作在"十七年"中处境尴尬,"男女平等"的制度化,将女性写作推向了雄性化的歧途。由两位女作家创作的《百合花》《红豆》却以其人性美,拒绝了当时文学创作的心灵、情感荒漠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