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西方现代国家的成长历程中,"统治"向"治理"的转型不仅包含着权力层面的观念变化,还表现为空间与区划上的思路及制度变迁。外部拥有线性边界,内部得到数理测绘的领土既是主权的"统治"对象,也是国家事务的"治理"范畴。近代早期的绝对主义国家在空间安排上试图摆脱中世纪的异质、杂糅与交错状态,朝着一种数据、统计、图绘基础之上的开放、流通与普遍匀质的空间来发展。在此过程中,旧制度的领土国家奠定了"空间统一"与"中央集权"的央地关系模式。大革命的空间改造一度致力于与传统政治的决裂,打破旧制度的区划结构,但在划分领土与央地整合的实践中又延续了中央集权的治理理念,进而促成了单一制国家结构的巩固。这既构成了后续现代国家治理的制度基础,又催生了基于领土的政治认同与爱国情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