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礼记·礼运》篇中,大同与小康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政教秩序和政教典范。而从宋代开始,人们开始意识到两种不同典范之间的矛盾,并怀疑《礼运》篇的真实性,在此过程中,对《礼运》篇的解释也越来越深入。但当我们用小康视角来审视大同,用大同视角来审视小康,会发现恰恰是《礼运》篇中的这种矛盾性,突出了政治的复杂性和儒家思想的丰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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