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妓女"及其"身体"书写为考察中心,这是《香港三部曲》与《扶桑》可比性成立的基点。两个文本都将妓女视作东方被奴役的象征,并以妓女的身体展示出颠覆或消解殖民与被殖民等权力关系的意图。但是,"身体"的多义性也恰恰成为两个文本的分水岭。黄得云以强势的身体颠覆白人男性,暗示了殖民主义的没落;而扶桑具有宽恕性的身体则是摒弃文明规约的隐喻,也成为作家思考现代欲望形态的重要观照。两个文本相似的叙述策略,共同揭示了妓女于东西方双重文化边缘下的生存悖论:被寓言化的身体以及与之相反的、被族群驱逐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