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口述与文本在中国上古文献流传的过程中是并生的,口述的地位不可小觑。在“记忆—提示物”的阶段,人类走出混沌,拥有一定的历史意识,氏族部落精英是文献传播的主要负责人,记忆口传的许多技巧已经形成,并用提示物来避免遗忘。在“瞽—史”的阶段,早期国家的瞽官和史官承担文献传播的责任,以“瞽矇”为代表的瞽官系统与以“太史”为代表的史官系统,分别掌控口述和文本,服务于王家;他们出入王室和各个宗族,对周代政治生活产生影响。在“讽诵多闻—写本”的阶段,学术从王官世界中走出,诸子思想家继承史官和瞽官的文化,“讽诵”“多闻”的口述方式和文本传抄方式都成为文献传播的手段。口述与文本之间的界限并不绝对,许多环节都可能相互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