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的时代差异反映了中国社会的变迁机制。基于2009年"职业经历与社会网络"调查数据,运用多分类逻辑回归模型分析了在不同历史时期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变化。在改革后,教育对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有着重要的影响,但随着改革的推进,教育对个体初职职业地位获得的影响效应在下降。改革过程中,家庭背景因素对子代的初职职业地位获得有着持续性的影响。政治身份仍是决定个体能否成为管理人员的一个重要标准,而它对个体能否成为专业技术人员与普通劳动者则没有显著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