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就大健康背景下我国健康服务机构与医疗机构间的转诊等健康服务供应链的关键运营问题,建立考虑消费者效用的健康服务供应链决策模型。基于我国健康服务系统运营实践,构建由健康复杂度与健康服务质量直接影响的转诊率函数,分析健康服务机构定价、服务质量以及医疗机构服务质量决策,讨论转诊服务费对主体决策的影响。就转诊服务费引起的不协调性,给出惩罚契约与成本共担契约协调策略。研究发现:(1)集中决策下,供应链可对健康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质量和服务定价进行同时最优决策;若先决策两类服务质量,则健康服务价格会随两类服务质量的提升而增加;若先决策医疗服务质量,则健康服务质量与医疗服务质量负相关。供应链的服务质量均随健康复杂度的增加而提升;它们和健康服务价格均随转诊系数的增加而降低。(2)分散决策下,医疗服务质量的提升除了受健康服务质量降低影响,其大小还由转诊服务费决定,但与健康服务价格无关;在给定运营条件下,健康服务质量、医疗服务质量及供应链总利润均随转诊服务费的增加而降低;健康服务机构利润随转诊服务费增加而减小,而医疗机构利润则先增加后减少。(3)在一定条件下,惩罚契约可以改善供应链效益但不能实现供应链协调,成本共担契约可以实现健康服务供应链协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