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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大学》以教为中心,建构了一个教化—道德—政治一体化的世界。朱熹以天理为中心,将教化—道德—政治的一体化理解为普遍本质于个体道德与普遍政治的贯穿与一致;王阳明则以仁心感通为基础,将教化—道德—政治的一体化理解为个体道德与普遍政治甚至天地万物的浑然整体。尽管阳明克服了朱熹进路中道德个体向政治整体跨越的认知间断,以及教化—道德—政治一体化生存的起点或根源问题,但究其根本,二者一样恪守着个体道德与政治秩序的一体性,缺失了世界及其秩序的自在性与自然性,人类社会自身的自在性,他者的差异性和道德、教化与政治的彼此分界、相对独立,最终使得隐逸生存的可能性完全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