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内忧外患的时局下,中俄外蒙问题、中日满蒙问题、云南片马事件等边疆危机接踵而至,清廷却奉行"秘密外交"政策,对"国民外交"实施严厉打压。基于清政府外交"不足恃"的社会认知,国民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的驱使下,积极探索"外交之主体何在"问题,并主动承担外交"主体"责任。民国肇建之时,国家社会根基尚未稳固,俄英两国分别扶植外蒙、西藏"独立",边疆危机日益深化。国民一改"外交之主体"地位,充当政府外交"后盾",并强化"监督政府之责"。清末民初中国边疆危机中"政府外交"与"国民外交"的纠葛,表面上是外交"主体"地位的转换,实质则是国民对政府认同与否的表达,折射出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中社会思想的深层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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