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山海经》有关黄帝播种玄玉和熊山熊穴神人的两个叙事为例,采用文学人类学四重证据法的求证方式,以两例距今五千年以上的考古发掘实物对象,即河南灵宝出土仰韶文化玄玉玉钺和辽宁建平牛河梁女神庙出土神熊偶像的神话叙事为例,说明《山海经》一书独家记录的史前信息无法得到理解的认知困境与原因,提出重建文化大传统新知识的理论性目标。四重证据法有助于将单一的文献考证和语词训诂研究转变为文化文本的系统重建和思想史溯源的研究,尝试为华夏文明的源起找回其发生发展的连续性脉络,并重构某些早已失传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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