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正>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一批优秀的本土学者对我国西南民族地区的社会历史、宗教习俗、政治制度、经济文化作了详细而深入的民族学民族史研究,为我国的民族学民族史奠定了非常深厚的基础,推动了民族学民族史的发展,马长寿先生就是其中之一。马先生毕生奔波于西南民族地区,完成了诸多具有开拓性和创新性的著作。故此,本文拟着重就马长寿在1943年及1944年先后发表于《民族学研究集刊》的两篇文章(《嘉戎民族社会史》[1]《缽教源流》[2])作一简单的评述,进而探讨民国时期民族学研究中的藏学及其研究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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