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玄论战”是中国思想界第一次系统反思西方科学精神以确立中国哲学主体性的尝试,但这场论战也间接导致了“知识”与“行动”的对立。在此背景下,赵纪彬以“行先知后”为理论基石,并由此展开了双向的批判。一方面,他站在与玄学派相近的立场上,批评科学主义对“知”有限性的忽视,只停留于“有限的主观思想”;另一方面,他又以思想史为抓手,批判了玄学派可能通向的两种错误实践哲学进路,指出其共同的问题是忽视了现代实践和认识得以立足的“有限知识”结构。经过双重的批判,赵纪彬将自己的实践哲学确立为“基于有限知识的实践”,这也为超越“科学”与“玄学”之对立提供了一条可能的解决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