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民间组织的培育方面,政府的理性选择导致商会的兴起。从温州商会的自主治理可以看到中国公民社会的可能性,但温州商会的政治依附性和权力越位也意味着中国公民社会的不平衡发展,这是中国公民社会发展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所在。中国公民社会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国家继续推动,但也需要社会有所作为,以实现二者向平衡、良性的互动关系演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