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后启蒙时代的背景下,人权的"普遍性"问题和西方学界的理性主义批判融合在了一起。理性主义的式微使人权无法在哲学上被论证为"普遍性"的,同时道德直觉论承担了人权实践的解释和补充作用。近三十年来,西方学界兴起的建构论开始批评道德直觉论的不足,并提出了人权的"主观普遍性"理论。为了避免产生过于激进的人权观念,德沃金和哈贝马斯分别从司法传统和共识的角度,对"主观性"的人权理论提出了规范性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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