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为西方世界想象东方女性形象提供了一个脸谱化的样板;20世纪80年代末,美籍华裔剧作家黄哲伦依据一则真实的故事创作了剧本《蝴蝶君》,以逆写的手法对西方的蝴蝶夫人情结进行解构;此后,加拿大籍电影导演柯南伯格又将《蝴蝶君》搬上银幕,对黄哲伦的反东方主义话语加以幻象化的处理。在这一系列的互文性运作中,一种跨文化的语际差异总在涂抹着人们的东方形象书写,表征的伦理学变得无所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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