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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作为下位法的《征信业务管理办法》,在落实《个人信息保护法》要求的告知义务上，存在义务主体“信用信息提供者”和义务客体“信用信息”界定过于泛化的问题。它对信用信息采用了“用于识别判断企业和个人信用状况”的限定和“其他相关信息”的兜底，在规范层面导致法律概念限定与开放的自我矛盾。而信用信息范畴的扩张是征信理论体系本身扩张的一个缩影。替代数据的使用、经济征信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信用信息透明与个人信息强保护理念的冲突，在理论层面构成征信体系的自我矛盾。由于《征信业务管理办法》所涵摄的征信属于经济领域，所以落实征信的经济性与政策性的目的可以破解规范矛盾，而理论矛盾则要求重新识别征信体系的场景化应用。
- 出版日期2023
- 单位合肥工业大学; 华东政法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