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萧红与抗战相关的两部长篇小说《生死场》和《马伯乐》为研究对象,讨论身处民族解放大潮中的萧红如何处理自身写作与文学主潮之间的关系。本文认为,萧红的文本可以被解读成"抗日文学",也可以被解读成与政治宣传无关的书写,产生这样的悖论与萧红的叙事立场和个性气质有关。而她介入"民族国家"宏大叙事的方式不仅使她超越了这一悖论,也使她的创作获得了独特的文学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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