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清末民初各地山西会馆的文化内涵发生显著变化,这既与其所处的特定时代背景密不可分,又与其此前在地化的发展历程息息相关。会馆产权主体的缺失是该表象背后的实质。这一阶段的山西会馆无论存留与否,所展现出来的更多是超越实体层面的文化意义,主要体现在其被用作公共空间、地理标识和地方记忆三个层面之中。此种研究视角的转变,既可以让我们突破现有的功能分析框架,又能使零散、简略的史料得到充分、集中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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