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农民工主观剥夺感会引发集体行动参与,但集体行动意向和城市生活适应在农民工主观剥夺感和集体行动的关系间是否具有中介作用?农民工的主观剥夺感能否引发他们集体行动的参与?本文运用结构方程模型的方法,验证了集体行动意向和城市生活适应的中介作用假设。为了预防农民工集体行动的发生,最重要的是降低他们的主观剥夺感;建立健全利益表达和心理疏导机制,弱化农民工群体认同和集体行动意向,防止意向转化为行为。与此同时,还要提高农民工城市生活适应水平,增强其对城市的心理认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