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灵性个体与社会结构互动的角度考察了山西洪洞走亲仪式从迷信到遗产资源的历时变迁图景,指出民俗文化传承不会绝对地受制于社会结构的制约力量,它会自觉地调整、重塑;尤其在非遗保护语境下,民俗文化有意识地附着于各种现代观念和现代形式中,使其传承呈现出新的特征,如传承主体的多元化与女性化、传播途径的立体化、仪式组织资源分配的多重化、仪式功能的多样化等。因此,非遗保护应该以民俗文化的内在传承规律为基础,关注传承主体的立场和在场,重视民俗文化自身的调适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