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继承秦人“好兴事”传统,秦代以“车同轨”为目标的交通工程追求宏大规模。从交通规划而言,汉代制度因循秦制,重要的交通建设由最高执政集团决策。对工程成本每多认真核计,则体现出国家经济管理的历史性进步。从社会史视角观察,民众的态度,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并影响到交通工程的启动和施行。秦汉交通工程多取军事化管理方式,可能首先基于对效率的考虑,或许也有避免过多冲击社会经济秩序和影响民生的动机。交通工程刻石纪功的传统,注重“用功”数额的记录,自汉代起历时长久,也自有制度史和社会史的缘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