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在现代性的民族、国家框架之中,我们对于异域民俗的理解将受到民族、国家间历史经验和现实因素的多重影响,从而使得叙述者身份问题在文学创作中被凸显。在司马文森的《妖妇》中,叙述者兼有游客和参与者身份,由此造成文本在介入与旁观间尴尬转换的表述困境,但这只是此时中国对南洋复杂定位在创作中的无意识回响,并未影响其对异域民俗的化用及其美感生成。这意味着身份意识的混沌状态更有利于作者大胆借用、重组和改写异域民俗以实现其审美目标。因此,从叙述者身份的角度来看,异域民俗美感生成的可能位置正是在疏离和理解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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