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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经历了多方面的深刻变化。一方面,当前中国国力强大,民众普遍富裕,教育水平和平均寿命不断提高。另一方面,原创力缺乏,环境污染,公共卫生和人口问题,政府管理思维和管理方式老化,以及1980年代以来始终影响着国人的认知和行为方式的"价值危机",给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带来了挑战。面对这一大变革时代,中国的社会科学家作为改革开放的支持者、参与者和观察者,对改革开放以来所涌现的各种问题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为政府提供了各种极其宝贵的支持、建议和批评,为中国社会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成功作出了巨大贡献。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长三角社会学论坛"成立,九位社会学家以"大变革时代的学术回响"为主题各自探讨了治学之道,展示了社会学视角的魅力和中国社会学的实力。不过,我想强调的不是中国社会学已经取得的成就,因为这马上要成为过去式,而是我对未来社会学发展的一些期待。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进一步加强对话和学术批评。比如,翟学伟教授的文章强调了面子在国人生活中的重要性,而仇立平教授介绍了上海人做事讲规矩、有章程的这一特征,也就是说相比于其他群体,上海人会更不讲面子。我因此想,如果翟教授和仇教授能展开持续对话,他们之间一定会碰出大量的火花。我们也许会发觉面子在中国各地,以及各个行业和群体中的重要性其实是个变量。我们也许还会发觉应该给面子一个n维度的定义——其中有些维度在改革开放中被削弱了,而有些维度则得到了延续甚至加强。探索这些多样性,我们不仅会找出造成差异的原因,同时也可以深入了解和分析使得面子文化得以延续的制度性基础是什么。我期待中国社会学家在以后的研究中能进一步加强比较。周怡教授对华西村的研究做得非常出色。但是,华西村的不少做法其实并不特殊,并且任何成功都会产生因为成功而带来新的问题。比如,"保持两头一致"也是从南宋到明朝繁荣延续了十几代的著名浙江郑家村的传统。但正是这一传统使得郑家村与元朝统治者关系太过紧密,从而遭到了朱元璋的敌视而走向衰弱。还比如,华西村仅仅是国内"名村"中的一员,其他名村的发展与华西村的发展有什么异同?他们各自所面对的问题又有什么异同?我期待周怡教授日后能领导一个比较"名村"的研究,在这方面作出更大的贡献。总之,只有通过比较,我们才能回应周晓虹教授文章中的一个精辟的论断:"事实上,东方和西方也许并没有我们想象得那么多的不同,(而东西方的差异)可能只是我们在不同的发展时期触摸到的人类不同的发展侧面而已。"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加强在认识论层面上的研究。具体说就是,我们在做社会学分析的时候必须要面对自己的叙事和具体案例之间的紧张,以及自己的叙事和自己的个性与价值观之间的紧张。我们每一个社会学家必须反复思考如下的问题:我怎么能保证我的叙事和分析在经验、理论以及社会层面上的可靠性?这方面的研究在中国尚处空白,西方社会科学在这方面其实也比较薄弱,我们完全可以迎头赶上。我期待中国社会学能自觉地在中国哲学的基础上寻找独特的本体性资源,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建立属于中国的话语体系、视角和叙事特色。当然,我期待我们建立的是各种能打通本体、认识、社会机制和经验研究方法的社会学理论,而不是只流于哲学层面的讨论、无法在经验上落地的社会理论。最后我期待在改革开放的60年之际,或者说20年以后,社会学能成为中国更大的显学,并且新一代的社会学家能给社会交出一张更好的答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