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石材应用的诸多记录表明,秦人刻石的特殊性在于其强烈的政治宣示意图。秦人之所以将石材作为政治宣示的载体,首先基于人类对石材的神秘认知。在此基础上,秦人的神秘认知具有积极的情感取向,以及秦人便于与西北方向开展交流、秦人政治进取的阶段性等,均是值得考虑的因素。受秦人刻石传统的影响,汉武帝、光武帝泰山封禅皆有刻石的计划或行动。而上寿刻石与碑刻的流行则意味着,汉代石刻政治宣示所牵涉的内容,已由单一的君臣关系扩展至形式多样的社会关系,石材向基层社会文化的渗透愈发深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