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末士人对于时文写作最为倾心,并进而对科举制度多有反思,他们虽意识到了制度设计方面的阙失,但他们认为更为关键的问题需归结到人的身上,是士子的空疏不学与功利计较导致了科举的鄙陋与世风的败坏,因此相应的补救或调整之法不在于调整或替换制度,而当重塑学风,改造士人的认识与治学态度。明末、清初士人对于科举的反思大致相同,但由于文化思潮、政治形势、个人遭际等方面的差别,他们对于科举的态度、尤其是在改造方案方面,存有巨大的反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