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乾嘉交际,清政府面临"教匪"横行、地方普遍"亏空"、吏治深度败坏三大安稳危机。章学诚以在野学者身份辗转上奏"时务六书",提出并举增容,广开言路;"国家大计","问先政治之得失";"弭寇先须清吏治",吏治之清在于祛"威""权"复"礼""义"的"治安三策"。以今观之,章氏政论所述是在不变更政治顶层设计、不致社会动荡前提下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和政治危机最切实可行而又不失长治久安的一揽子方案。一些具体的举措在某种意义上已经颇具近代政治思想色彩,堪称学者政论之典范。这对于后来的学者不无启示:学者论政应该秉持立诚为公的价值向度、执两用中的理性界度,把握问题意识与系统设计的契度、批判性与建设性的平准度,注意社情观察与学理考察相济以益于拓展的深广度。不仅如此,还应在论政的时机把控、问题选择等技术性方面作如何增加可接受度的考量。而章氏所为对执政者该如何对待政府体制外学者论政也应该有所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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