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都德初渐中国便受到各阶层读者的欢迎,文学革命倡导者借译介都德,促进中国短篇小说的成长,鸳鸯蝴蝶派从文学趣味出发,更强调译文的趣味性和悲情效果。1920年代对都德的接受,更多着眼于他对自然主义的反动上;1930年代及以后,中国读者从爱国主义角度选择都德;新时期对都德的接受转入低谷。都德《最后一课》的中国仿作,不愿选用原作超然的反讽叙事语调与事件拉开审美距离,而是运用第三人称叙事视角,未能与现实拉开一定距离,其艺术感染力有所下降。都德与师陀、沈从文的诗情小说都醉心于清静、淳朴的乡村,倾心于原始、宗法社会,表现了对人类命运深刻思索的共同精神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