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红在《生死场》中借着宏大历史叙事的结构框架,表现最底层的广大乡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反复书写她们被强暴、被殴打、被迫怀孕,以及生育过程中遭受到的种种苦痛的生命体验,力图揭示女性身体的性别困境,同时看到女性主义与民族国家话语之间既冲突又重叠、同构的关系。战争的破坏性力量让萧红自觉认同国家话语,作家的女性主体立场又使得她袒露战争中沉默女性的真实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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