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东晋初年的国史编纂是其正统性建构的一个环节,是当日南北对峙的政治产物。为了因应刘、石历史叙事,干宝等史官对魏晋禅代中之不仁及西晋之失政"务以实录",并承认刘、石提出的西晋天命终结说,但认为东晋"虽云中兴,其实受命"。这一再受命论配合司马睿"依魏晋故事为晋王"、再"内禅"登基的政治运作程序,是两晋政权更替的意识形态产物。干宝从治道的层面追究西晋朝廷的失政,并认为对"民情风教"的维系是司马睿"受命"的根本所在。这一史论实为配合晋元帝打击门阀士族、行"刻碎之政"的政论,是东晋内部皇权与门阀士族斗争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