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前七子郎署文人走上文坛之初,以“继承”策略依附馆阁,在馆阁文学的框架内,有限地分享其文学权力。弘、正之际,他们开始实施“颠覆”策略,与馆阁争夺文学话语权。正德三年(1508)后,文学权力由馆阁移至前七子为中心的郎署。“颠覆”策略实施的根本动力,主要源于鸣盛意识。郎署文人多具有强烈的鸣盛意识,欲以先秦两汉古文、汉魏盛唐诗歌为师法典范,鸣盛颂世,以建构其心目中的盛世文学蓝图与书写范式。为此,他们有意消弭他人探索之功,甚至不惜错乱时空,将其文学规模效应的生发期推前至弘治一朝。由“继承”到“颠覆”策略的调整与实施,实为郎署文人与馆阁争夺文学权力、并完成与之切割而最终胜出的过程。从中可窥前七子郎署文学崛起的经过,亦可为观察中晚明文学发展演化以及明代文学史的建构,提供一个相对新颖的视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