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人工智能作为一般通用技术的变革意义,决定了人工智能治理风险的普遍性和治理工具的多样性。利益相关方从不同视角展开的治理改革探索,尽管能够局部揭示特定治理风险的内涵,以及特定治理工具的针对性和有效性,但鲜有研究在整体上勾勒出人工智能治理问题的全貌,以及与之匹配的治理工具体系。考虑到人工智能治理理论发展的不完善,通过理论演绎以构建人工智能风险框架进而发展治理工具的思路存在局限。本文转而聚焦政策实践,基于我国中央政府近年来出台的人工智能治理政策文本的扎根理论分析,识别人工智能治理风险与治理工具体系,并对治理工具能否匹配治理风险展开讨论。本文从风险与工具识别视角做出的分析,不仅有利于人工智能治理实践层面的政策改革与政策评估,也将促进人工智能整体性治理理论框架的建构与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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