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2011年至2014年,我国针对新媒介出台的规定有110余部,具有时间跨度短、主体多元以及效力层次低等特点。法律规范嵌入新媒介场域的路径虽然经历了锚定和具体化两个阶段,但作为社会表征的实践,法律的跨语境复制和空间转向缺乏一种地方性知识主导的生成机制。新媒介修规在本质上是知识生产的过程,修规的知识化和地方性需要考量的维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