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化视野看,刘永济主张中西文化的融合;他以"参稽外籍"、"比附旧说"作为《文学论》的著述方略,即是这种文化视野的展现。从文学史视野看,刘永济虽然承认"感化之文"、"学识之文"都可以纳入文学之中,但更为重视"感化之文"。他对中国文学史上的浪漫时代和写实时代的确认,表明他对"感化文学"发展的历史确有深刻把握。从文学批评史视野看,《文学论》已初步确立中国文学批评史的核心理念与格局,对中国文学批评史学科的创建者郭绍虞产生过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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