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认为,熊正良小说中的“红色意象”的设置原因确实与作家的职业经历和身处地域的土地色彩有关,但其却有着更为深沉而丰富的底蕴。从文本透视和意象学的双重角度出发可以发现,文化历史的隐喻、生命意识的跃动和命运色彩的注释是“红色意象”存在的根基;同时,它们的同构与完形也是文本意指超越故事本体的主要途径 这是作家在审美方式和文体技术方面比现实主义走得更远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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