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亚洲历史年会上,贝德士评论邓嗣禹论文《欧美中国史中的基督教僭妄》,引起邓之不悦。会后,邓寄给贝氏措词尖锐的信函,要求其作建设性的批评。贝氏在回信中既表示歉意,同时坚持自己批评的要点;并希望在印第安纳波利与邓晤谈,消除双方误解。30年后,邓在美国同贝氏先生的弟子章开沅教授畅谈时,对贝氏流路出真情实意的敬佩。面对目前国内学术批评失序,贝德士与邓嗣禹这样充满理性与包容的良好人格与学术风范,确实弥久而愈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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