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之友
微信
新浪微博
Facebook
分享链接
摘要
目前碳减排激励措施主要考虑碳定价、碳税、船舶航速降低激励等，尚未针对实施碳减排的船公司给予合理补贴激励。由于船公司运行模式、减排思路、资产组成等方面与普通企业的差异，传统委托-代理模型假设无法满足航运业背景下对政府激励效用的需求，需对现有委托-代理模型进行针对性改进。为实现政府以有限基金达到社会效用最大，同时满足船公司付出最优努力获得最大收益，考虑持风险规避态度的船公司碳减排效果外生不确定性，提出船舶碳减排政府激励效用模型，根据政府能否完全观察到船公司的减排努力程度，分别在信息完全与信息不完全条件下，以政府和船公司自身收益效用最大为优化目标，求解政府最优奖惩系数和船公司碳减排最优努力程度，分析政府对船公司进行规制的最优激励合约问题，以及决定船公司碳减排内外部因素的参数对政府给与船公司的最优激励及相关参数的影响。结果表明：最优激励系数伴随外生随机变量方差和绝对风险规避系数的增加而加速下降至缓慢降低，当外生随机变量方差为8和绝对风险规避系数为4时，下降速率趋至平稳，此时，船公司对选择碳减排的风险厌恶程度极高，对实施碳减排的抵制心理十分强烈；成本系数和减排努力水平影响系数同时影响船公司实施碳减排的力度，当减排努力水平较大时，政府的激励随船公司的成本增加呈现先迅速增长后平缓的变化趋势，意味着政府在有限基金内尽可能满足船公司碳减排需求以减少实施难度，但当激励达到一定程度，增加激励不会直接影响船公司碳减排积极性；由于成本系数和减排努力水平影响系数对政府激励效用的共同影响，不同航运市场条件下都将存在1个最优激励，结合长江航运发展背景，当成本系数为0.5且减排努力水平影响系数为3，使得政府激励效用最优。
- 出版日期2023
- 单位内河航运技术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理工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