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科举的社会流动性问题,是学界一直广泛讨论的话题,特别是自1962年何炳棣先生指出清代平均社会流动率为38.5%,之后学界不断讨论,支持与质疑者均有之。文章认为清代科举制度理论上是一个开放性的制度,非“贱民”都可以与试应考,平民当然可能通过科举实现社会阶层的跃升。但何炳棣的研究主要是利用明清进士登科录及会试、乡试同年齿录所载家族信息进行统计分析,数量更为广大的生员(秀才)、童生排除在外,只能统计到已经实现社会流动的那一部人,统计对象被筛选了,这会导致统计的清代社会流动上升率被夸大。若从最基层的学额制度来看,学额制度设置的目的主要是培养基层绅士(生员)而非选拔人才,童生求学和应考需要高昂的经济成本,一般平民家族难以承受,再加上童试极低的录取率,诸多穷童生读书只是为了识字,并非参加科举,清代社会流动性并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