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三国演义》中的隐士群体是融合了儒道隐逸思想的"大隐逸观"的产物。小说中隐士们突出的"人间的性格"不仅来源于儒家"有道则见,无道则隐"以及黄老思想作为"帝王术"维度的隐逸思想之影响;它还与三国故事演变过程中形成的故事格局、小说叙述逻辑的自洽规约以及"罗贯中"的创作心态密切相关。《三国演义》中的隐士们在"隐"之行为选择与博古通今的知识体系追求上看似矛盾却又相通,隐士书写流露出小说作者在面临天命与人事、"隐居全身"与"待时而动"两难选择时的矛盾心理与深刻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