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明初永乐年间,朱棣五次北征蒙古,随行阁臣作有诗歌纪行。与北巡相比,扈从北征的阁臣乐游心态较为淡薄,思乡之情极为突出。北征事件增加了诗歌的现实质感和情感温度,也打破了单一的阁臣身份格局,激发出阁臣的民族立场和书生报国之志。面向个人、国家的诗歌表达,有与台阁诗风共通之处,但更多地表现出异质性,冲淡了台阁诗风的氛围。与此同时,从《北征录》到《北征诗集》,再到《北征诗集序》,层级分明的三个文本体现着盛世认同下策略性的意义提纯,从而使得《北征诗集》又回到了台阁诗论的操控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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