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志写作是人类学知识生产的核心环节，连接着人类学家“去那里”的远方田野经验与“在这里”的知识生产。随着学科发展与时代的推移，在人类学内外产生了对于民族志生产合法性的质疑与反思。格尔茨的《论著与生活》一书，承接着其人类学的阐释路径，将民族志者视为作者，从修辞学的角度剖析民族志文本（即人类学的知识生产），回应民族志合法性的争论，并将其阐释人类学路径更进一步，实现了从民族志作为文化事项的阐释，到对于民族志分析的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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