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借用人类学的"再地方化"概念作为理论工具,在田野调查基础上,解读自20世纪80年代、90年代以来,已被"去地方化"的"阿诗玛"如何被"再地方化",并成为地方和族群的文化资本的过程可以发现,在先后涉及国家建设和全球化的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少数民族的地方文化既有"去地方化"式的挪用,也伴随着"再地方化"型的重塑。地方与国家、本地与全球之间并非简单地相对,而是相互渗透;其中既有本土文化借助现代媒介得以彰显的一面,也有"去地方化"的经典艺术符号回归乡土场所的一面,并在其中彰显出少数民族文化经由"地方性"的中介而得以建构的多种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