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扶桑》体现了严歌苓雌性写作中人类学叙事,它不仅为作者获得了巨大的声誉,也为扶桑赢得了神一般的身位。严歌苓将扶桑写成文明之前、文化之前、概念之前的存在,并将动物的"自然"混同于人的"自由",将人的奴性、本能强说成母性、神性。诚然,同情弱者与被侮辱者,是文明社会的标识,也是时代的潮流,但如果不把"人"立将起来,如《扶桑》般渲染在被强暴中的享受与自由,则与纵恶无异。《扶桑》中的问题,源于作者对张志扬先生著作的误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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