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禁暴辞》《诛乱辞》作为庄存与《春秋正辞》的第七与第八"辞",完整体现了《春秋》诛乱贼、达王事的根本大义。将之与《左传》《公羊传》《穀梁传》《春秋胡氏传》及乾隆官方的《日讲春秋解义》《御纂春秋直解》相比,可以发现,不论是庄存与因袭还是偏离官方经说,其背后的解经旨趣从未改变,皆以维护王道秩序为职志。这不但不背离官方以《春秋》为治术,维护尊王大一统的立场,甚且比官方阐释更完整、更有意识形态性,其卫道护统的衷曲亦比官方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乾隆朝的文化教育官员,其学术对官学的这种响应,当与其自身的核心关怀相关,也是时代、经历、家世、性格等诸多因素相互激荡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