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文章以郭沫若的《孟夫子出妻》、施蛰存的《黄心大师》和林语堂的《京华烟云》等三部小说为中心个案,指出上世纪30年代的文学创作中存在贬儒、尊道、扬佛的倾向。作家的策略是,使用道德叙述原则和伦理标准,把儒家写成喜剧,而用人性叙述原则和人文标准,将道家和佛家写成悲剧,在道德叙述中摒弃了人性拷问,而在人性叙述中逃避了道德审判,这样就把本质相近,应该承担相似历史文化责任的道佛文化和儒家文化区别开来,也就造成了它们不同的形象和不同的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