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余英时认为,从明清之际开始,近代西方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几乎没有遇到阻力"。这一观点不合乎基本的历史事实。从南京教难到康熙历狱,以"卫道""正统"自居的儒家士大夫始终把反对西方科学技术传播作为其主要诉求。"科学技术是否有益于身心",成为明清之际儒耶对话中的一个重要问题。20世纪的新儒家赋予了这一问题以现代性批判和启蒙反思的理论色彩,"科学与玄学之争"以及科学精神的确立是否必须以"良知的坎陷"为代价的争论,犹是400年前争论之流风余韵。以基本的历史事实再现400年前的这场争论,重温明清之际中国早期启蒙学者关于科学与人文之关系的深刻论述,对于廓清西方哲学自康德以来割裂科学与人文、将科学排斥于人文之外的错误观点、重建真善美之统一的现代人文精神,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