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市场宽松与财政紧缩呈显为十七世纪以降日本幕藩经济的更迭起伏曲线。前者以扩大消费为主导,后者以增收节支为指标。在以农业为基础的幕藩体制下,两者均具有维持社会稳定的正当性意义。但是,当二者间的平衡感被其中一方的极致走向打破时,这两大正当性便构成了事实与价值上的悖论。作为这一悖论的典型体现,天保改革试图改变过度经济开放和商业垄断所造成的四民失序、商富国贫和奢靡腐败等一系列做法,原不失幕藩语境下的正当性。然而,当通过增加财政收入或减少财政支出的政策去不择手段地抑制社会总需求增长等做法步入绝境时,幕藩内部所固有的另一面正当性便开始了可以理解的反弹。由于体制框架的难以突破使两种正当性均无法跳脱此消彼长和相互否定的怪圈,于是能够破解重农抑商矛盾的明治维新的适时登场,以及为这一登场而曲尽艰辛的幕末努力,庶几使上述悖论在体制更迭后的新框架中得到了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