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饲育》到《拔芽击仔》前后,大江健三郎的战后再启蒙意识开始变得脉络清晰起来,及至《十七岁》、《政治少年之死》,大江独特的启蒙话语已经基本形成。此间显现出来的再启蒙意识中,除了对民主主义思想的精神坚守,还有对日本独特的民主主义体制的深切质疑和忧虑。大江正是通过强调在战后的时代状况和生存状态之下作为一个独立个体的主体性的重要,昭示了容许天皇制存续的日本民主主义的脆弱和天皇制自身所蕴含的暴力因素,并提示了战后价值体系的扭曲是国家主义风潮再起的精神土壤,以此警示日本民众,表达自己的战后再启蒙意识。